負心的人

一九六〇年代末期遭查禁的流行歌曲。據報導，歌手姚蘇蓉曾在歌廳演出時應觀眾要求演唱此曲，因而遭吊銷歌星證，成為當時查禁制度直接影響歌手職業生涯的著名事件。

據研究者陳彥廷的梳理，本曲一九六七年由姚蘇蓉唱紅、傳遍大街小巷後，隨即遭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以「翻唱日本歌曲，歌詞幽怨、低俗，對民心有不良影響」為由查禁。一九六九年八月，姚蘇蓉應邀至高雄金都樂府駐唱，幾乎每場都有聽眾要求演唱這首成名曲；九月間她拗不過鼓譟破例獻唱，遭人告密，數日後再度登台準備演唱時當場被警察帶離舞台，經查證公開演唱禁歌事證確鑿，歌唱證因此遭沒收。

歌唱證是當時公開演唱的必要資格，由教育部主導、會同新聞局、內政部出版事業處、國防部總政治部與警備總部組成專案訂定核發辦法，考試指定曲全為淨化歌曲；一九七〇年前後警總更頒給每位持證歌星一本《愛國歌曲集》，不配合演唱愛國歌曲者不予發證。失去歌唱證等同失去收入，姚蘇蓉遂於一九七〇年轉赴香港發展。

高仲恆的研究補上創作與發行資訊：本曲為慎芝作詞、豬俁公章作曲，收錄於姚蘇蓉一九六七年在海山唱片發行的首張專輯《負心的人》，一炮而紅。姚蘇蓉一九六六年參加臺北正聲電臺歌唱比賽奪冠後，受翁清溪賞識而簽約海山唱片。

該文並記，姚蘇蓉演唱過的二百多首歌曲中約有八、九十首遭警備總部禁唱，是戒嚴時期被查禁歌曲最多的女歌星；一九六九年她應邀至高雄金都樂府駐唱一個月，幾乎每場都有歌迷要求演唱本曲，起初禮貌謝絕，後來禁不起熱情而開口，因而遭警方約談、沒收演唱證，只得轉往海外發展。

歌星證制度的法源為一九五五年行政院公布的〈動員戡亂時期無線電廣播管制辦法〉，明定歌星若在公開場所演唱禁歌，將被扣留或吊銷歌星證、剝奪演出資格。除姚蘇蓉外，高仲恆並記歌星余天亦於一九七六年在高雄駐唱時「因演唱禁歌」遭拘留七天並吊銷演員證。

⚠️ 余天一案的事由，經核對該說所據的編年紀事原件後應予更正。 該書一九七六年條下記載的是：一月十四日「余天高雄登台擅改黃色歌詞，市警察局依違警罰法第六十四條第五款妨害風俗，裁決拘留七天。十七日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吊銷其演員證」。處分（拘留七天、吊銷演員證）與既有敘述相符，但事由不是演唱禁歌，而是擅自把歌詞改成黃色歌詞；且原件寫出了兩個機關的分工——拘留由高雄市警察局依違警罰法裁決，演員證則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在三日後另行吊銷。這一點值得記下：同樣是失去演員證，法源可以完全不同——姚蘇蓉一案繫於演唱禁歌，余天一案繫於違警罰法的妨害風俗，後者與禁歌名單無關。

同一份紀事對姚蘇蓉一案的著錄與本條目相符，並補上確切日期：一九六九年 八月二十九日，「歌星姚蘇蓉在高雄因演唱被禁歌曲〈負心的人〉，演員證被扣留」。⚠️ 這與陳彥廷所記的時序有出入——陳記八月起駐唱、九月間禁不住鼓譟而破例獻唱、數日後再度登台時遭當場帶離；該紀事則把扣證直接繫於八月二十九日。兩說並記待考。

研究者陳慧玲補上歌星證制度的起點：一九六八年六月，臺北市警察局下達工作目標，嚴格取締附設遊藝場變質為「小型夜總會」的餐廳；同年十二月，臺北市教育局集合各歌廳夜總會的兩百餘位演藝人員，假兒童戲院舉辦歌星講習，參加講習者一律頒發「歌星演員登記證」。姚蘇蓉一九六九年遭沒收的即是這套制度下的證件。

另需注意：行政院新聞局民國六十四年（1975）「第四批審查不妥歌曲清冊」第 279 號亦列有一首〈負心的人〉（清冊詞曲作者欄記「無」）。本條目所述姚蘇蓉演唱、慎芝作詞、豬俁公章作曲的〈負心的人〉早於一九六七年即遭警總查禁；此清冊為一九七五年新聞局所編，兩者是否為同一首（再次列入新編清冊）、抑或同名的另一作品，因清冊未載詞曲作者而無法逕定，暫予並列待考。